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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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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曉軍,閆竹——《財經研究》:城鎮化一定能促進壽險業發展嗎

      文章基于未來50年全球城鎮化人口增長中95%將來自發展中國家而由此存在巨大人力資本風險保障需求的分析背景,根據Campbell(1980)經典壽險需求的擴展模型,區分了兩類不同模式的城鎮化類型——提供配套設施等的Ⅰ型城鎮化和僅轉移人口而無配套設施等的Ⅱ型城鎮化,利用151個國家1990-2012年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只有促進人的發展的Ⅰ型城鎮化才能促進壽險需求的核心假設。研究表明:(1)在全球水平上城鎮化對壽險深度的促進作用為2.3%;(2)促進人的發展的Ⅰ型城鎮化對壽險深度的提高作用比未能促進人的發展的Ⅱ型城鎮化高出31.2%,后者對壽險深度的影響甚至為負;(3)中介機制檢驗證實,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通過促進人力資本積累推動壽險業發展;(4)壽險業在城鎮化過程的增長呈現S形規律,存在一個加速發展的黃金階段。基于文章的研究結論,建議發展中國家在城鎮化過程中加大人力資本的開發力度,同時把握壽險業發展的黃金時機,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本風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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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未來50年全球城鎮化人口增長中95%將來自發展中國家而由此存在巨大人力資本風險保障需求的分析背景,根據Campbell(1980)經典壽險需求的擴展模型,區分了兩類不同模式的城鎮化類型—...[點擊詳情]

      2017-06-15
    • Xu, J., P. Yang, G. Ma——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Accounting for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Imbalance from 2002-2008

      This paper decomposes and analyzes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imbalance (equivalent to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 from 2002 to 2008. We first use 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s to calculate the saving and investment rates (propensity) of the household,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sectors and to evaluate their rel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aggregate saving-investment surplu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crease of saving-investment surplu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teady increase of saving by the household and government sectors and the short-term downsizing of investment by the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sectors. We then use more disaggregate supplementary dataset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aving and investment rates for the three sectors. The rise of the household saving rate mainly sources from the urban sector. The corporate saving rate experienced a steady increase because of the rise of profitability. Governmen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have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saving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of the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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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6-11
    • Yue, C., S. Yue, J. Zhang——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The alloc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alent (2003-2013)

      Using the job placement data of college graduates, we document the allocation of college-educated skilled labour in China during 2003 and 2013. We find that public sectors (government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joy a privileged position in absorbing the most talented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contrast to the difficulties that domestic private enterprises suffer. The appeal of the public sectors does not come from the monetary salaries offered at the entr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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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ing the job placement data of college graduates, we document the allocation of college-educated skilled labour in China during 2003 and 2013. We find that public sectors (...[點擊詳情]

      2017-06-03
    • 張成思——《中國金融》:最優貨幣政策邏輯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變量一般包括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而由于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中,一方面經濟增長和物價變化數據因統計時間等因素而存在滯后性,另一方面央行政策調整對經濟增長和物價變化的作用也存在一定時滯性,因此,貨幣政策即使對當期經濟目標進行反應,也很難實現逆周期調控的效果,前瞻性貨幣政策便應運而生。雖然前瞻性貨幣政策理念大致在三個彼此聯系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發展起來(即1970年代的盧卡斯批判、1990年代初通脹目標制的興起以及1990年代中后期前瞻性泰勒規則的提出),但事實上,前瞻性貨幣政策的理念甚至可以回溯到更早,即1927年凱恩斯所著的《貨幣改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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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21
    • 張杰——《國際金融研究》:風險承諾、金融市場化與國有銀行體系

      經過長期的制度變革,中國的金融體系正在形成自身的獨特面目,這對主流的金融理論構成不小的挑戰。本文試圖借助國有銀行改革過程對相關機理進行初步梳理。本文發現,基于財政下降條件下謀求改革與增長的特殊背景,中國金融改革從一開始就導入了金融市場化與金融控制的"兩難路徑",其中的關鍵是國家針對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不得不做出的風險承諾,由此決定了國有銀行改革本身所具有的"有控制市場化"和"有限市場化"的性質。有趣的是,面對國有銀行體系所表現出的理論異象和成功實踐,主流理論竟然得出它是一種"失敗且有效"的金融體系的結論。本文認為,國有銀行體系在大國經濟崛起中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確認這種優勢并進一步探究其制度內涵和金融績效,對于拓展和豐富現代金融分析的視野和結構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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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17
    • 何俊勇,張順明——《東岳論叢》:曖昧環境下的資產定價和市場透明度研究

      由于金融市場中投資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文中假設處于信息劣勢的透明交易者對額外投資機會回報率的標準差(方差,投資風險)存在曖昧(ambiguity),這種曖昧性抑制了他們的投資行為,可能導致風險資產溢價過高,對金融市場產生不利影響。透明交易者是曖昧厭惡的投資者,依據最大最小期望效用理論做出決策,其需求函數呈現出分段連續特征(連續但不光滑)。而不透明交易者,通過支付一定的信息獲取成本從而獲得關于金融市場的私有信息,其決策依據標準的期望效用理論。通過構建市場出清條件下的理性預期均衡,本文研究發現:提高市場透明度,降低了風險資產溢價,有助于提高資產的定價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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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12
    • 賈俊雪——《金融研究》: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與全要素生產率

      本文構建一個異質性企業家模型,以中國現實數據為基礎,利用數值模擬深入考察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影響機理,同時考慮金融摩擦、勞動摩擦和其他財稅政策對公共基礎設施投資TFP效應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TFP具有明顯的"倒U型"影響,即存在TFP最大化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規模。這源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影響企業家的財富積累,即自融資機制,對企業間要素配置的重要影響。信貸約束對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TFP效應影響顯著(企業家面臨的信貸約束越嚴重,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TFP的影響越大)。存貸利差的影響則較弱。減少勞動摩擦可增強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TFP效應,較大的有效基礎設施服務、企業間差異性和公共消費性支出也具有類似影響,利用消費稅融資可更好地發揮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TFP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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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4-21
    • 羅煜,王芳,陳熙——《金融研究》:制度質量和國際金融機構如何影響PPP項目的成效

      我們基于"一帶一路"沿線46個發展中國家2002-2013年2485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基礎設施項目的數據,探究被投資國的制度質量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參與度如何影響PPP項目的成效。實證研究發現:(1)過往PPP項目經驗影響未來PPP項目成功的概率,有過成功PPP項目經驗的國家未來開展PPP項目時成功的概率會提升,失敗的經驗則有相反結果;(2)私人部門在PPP項目中承擔的風險越多,PPP項目越容易失敗,制度質量可以通過影響私人部門風險分擔程度選擇進而影響PPP的成效;(3)制度質量對私人部門在PPP項目中的風險分擔程度有混合影響,法治水平、政府效率、政府控制腐敗和促進私人部門發展的能力越高,私人部門越傾向于選擇更多的風險承擔,但在越符合西方民主標準的國家,私人部門越傾向于選擇較低的風險承擔;(4)在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參與提供融資的PPP項目中,私人投資者會選擇更高的風險分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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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基于"一帶一路"沿線46個發展中國家2002-2013年2485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基礎設施項目的數據,探究被投資國的制度質量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參與度如何影響PPP項目的成效。實證研究發...[點擊詳情]

      2017-04-21
    • 張成思,朱越騰——《世界經濟》:對外開放、金融發展與利益集團困局

      對外開放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蘊涵著金融改革中深層次的利益集團問題。本文基于中國貿易和金融開放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在區分金融發展的規模、效率與競爭指標基礎上,運用2000-2009年中國分省數據對利益集團理論進行了間接和直接檢驗。結果顯示,利益集團理論在間接和直接檢驗中都得到了較好的驗證,即單獨貿易開放或金融開放都難以撼動利益集團對金融效率和競爭的阻礙,只有同時推進貿易和金融開放,才可能削弱利益集團的壟斷格局,提升金融效率和競爭力。雖然貿易和金融同時開放對金融規模有所抑制,但這種抑制效應與利益集團理論的本質內涵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不同國家企業結構和金融結構方面的差異。總之,當貿易開放與金融開放同時推進到一定程度時,利益集團對金融發展將從抵制轉為支持,這種支持對中國經濟與金融改革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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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4-11
    • 謝波峰——《國際稅收》:面向大數據的稅務管理應用模式及政策建議

      本文在總結各國稅務機關大數據應用經驗的基礎上,提煉了大數據應用的三大特征,歸納了新的應用模式,并從理念、實施路徑和成果應用三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以期為我國稅務機關應用大數據提供有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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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總結各國稅務機關大數據應用經驗的基礎上,提煉了大數據應用的三大特征,歸納了新的應用模式,并從理念、實施路徑和成果應用三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以期為我國稅務機關應...[點擊詳情]

      2017-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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